凡属古老的城镇，随着历史文化的沉淀，除了在地面上仍然保留有大量的文物、文化遗产以外，在她厚重的土地下面，一定也会留下先人们在此生活，劳动创业的历史痕迹。如果我们透过这些痕迹细心观察与研究，就会发现这些痕迹，到处都充满了深厚文化内函的历史信息，它们之中有喜有悲，有歌有泣，仿佛画家笔下的长卷，呈现出一幅幅时代兴衰的历史画面。然而，有些痕迹，却令人深思，难以费解，只有经过反复辩析考证以后，你才知道，这是一桩不幸的历史事件，由于失去了最初信息，随着时光的远去，成为一桩扑溯迷离的秘密，久而久之便成为一种跨越时空的千古之迷。
在前两篇唐宋文章中，作者曾多次提到，2004年7月，在庐城“育才花园”的施工挖掘现场，亲眼目睹了大量唐宋瓷片出土的事实，虽然此事已经过去几年时间了，但当年现场那种罕见的壮观场面，至今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，令人震憾。为了破解这一奇异的历史现象，使人们知道，在一千多年前的唐宋时期，庐城曾经发生过重大的历史沉瓷事件。由于缺乏史料的查实，因此，作者借助于瓷片出土的各种信息，首先弄清唐宋时期究竟是什么缘故，使大量瓷器毁于此地沉没千年，形成了一片厚重的文化（瓷片）堆圾层？其次，需要弄清这些瓷器当年是何人之物？又是通过何种运输渠道运抵庐城？从而引发一场掘开城西之迷，弄清事件真像的历史研究工作。本篇文章，作者就城西沉瓷之迷所产生的各种疑问，结合当年现场搜集的相关线索，进行一次专门的探讨和研究，使这桩千古之迷大案，最终能大白于天下得到科学地解释。
我们知道，庐江自隋朝初年建县之今，已尚达1400多年的历史了，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，一代又一代勤劳、聪慧的庐江人，他们在这里生活、劳动、繁衍后代，创造着庐城璀灿的历史。而在唐宋两个时期的封建社会历史中，我国正处在一个文化、经济发展的繁荣时期，时值当时，庐江县域的经济发展状况又是如何呢？作者近年来，通过对庐城西部大量瓷片出土的考证与研究，感受到这两个历史时期，由此是在宋代，我县在文化、经济形态方面，随着当时社会的长期稳定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较以往任何时代相比，普遍得到了明显提高。从城西瓷器出土的规模，和先民们在此活动时留下大量的历史痕迹，为我们佐证了庐江在唐宋时期，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庐城为中心的商品贸易集散地，它很象今天的城乡商业网络，基本上覆盖了我县广大农村的主要集镇，为城乡人民的日常生活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商品货源。据史料记载：唐宋时期，“我国文化贸易交流活动十分频繁”。而时值当时，往来于庐城的外地商贾们，他们看好了庐江这一广阔的市场，使大批的商品，通过水上之路源源不断地运抵庐城的西部码头，使庐江县城，成为当时乡镇商品贸易的集散中心。这些历史的发现，是作者长期以来，在从事探寻、考察与研究庐城历史文化的过程中，乞今发现，人类最初由兽猎活动发展到唐宋时期，在经济形态方面发生巨大变化的重要信息，既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历史时期，是从唐宋时期开始起步，为一个质的飞跃。
正基于当时唐宋社会经济，正处于一种快速发展的历史动态，才有可能在庐城西部繁华的地方，偶然发生了千古之迷的大案，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庐江唐宋社会经济，找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依据。下面，作者按照先后顺序，来回顾一下唐宋瓷片出土的具体过程，可望大家能从中了解到，在这一段经济繁荣的历史时期，偶然一次特大洪水灾害的袭击，使往来于庐城贸易活动的外来客商，在这场洪水灾害中，人身财产遭遇不幸的惨痛悲剧。也只有从这里着手可望寻找出更多的信息，让这些已被凝固了的历史，重新得到复活，才能使我们确切了解盛唐、强宋时期，庐江这一段辉煌的历史。
一 宋瓷出土探秘
2004年7月夏日的一天上午，位于城西“育才花园”的建筑工地上，两台挖掘机正沿着古城河北岸，开掘着商住楼这一段地下排水渠工程。这段排水渠，西与上游的渠道贯通，东到下游的城西桥头北洞截止，全长约100米左右。当挖掘机自西向东离城西桥头大约35米远处时，从地下2米多深的黑色土壤里，断断续续地出现一窝窝白色的碎瓷片，面且趋势是越往东挖，瓷片就越来越密集。当挖掘机距桥头同向平行位置，在25米～10米这一段之间挖掘时，一种奇异的现象发生了。
在这段长约15米，宽10米，深2米左右（实际挖掘深度约3米）的挖掘坑下部坑壁的两侧，暴露出二条宽带状青白瓷碎片的迭压层，由于离河床相距仅10几米左右，两壁的地下水，通过瓷片的隙缝不断地往外渗流洗刷，在晌午阳光的照射下，瓷片显得格外洁白显目。此情此景，对于一位瓷片收藏爱好者来讲，无疑心情是异常地激动，更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好奇。当时，这种状观的出土场面，也使现场所有人都惊呆了，无不为之震憾。大家七嘴八舌，议论纷纷，谁也说不出道理。我迫不及待地随同一些看热闹的人下坑去捡瓷片，却遭到工地相关人员的极力阻挠。无法，我拿出“收藏会员证”与承包商说明缘由，但承包商借以安全因素考虑，给予了严历的拒绝。
事后回想起来，觉得开发商不是无道理的。因为当时挖掘坑上面，被挖上来的泥土堆有数米多高，又湿又滥，而坑壁两侧的泥土中又不断渗水，尽管两台抽水泵在不停地抽水，但仍然时常有大块塌坊的现象发生，如果硬要下坑采集瓷片，肯定是有危险的。但是面对如此之多白哗哗的瓷片，实在是太诱人不过了。我顾及不了更多的思考，干脆脱掉双鞋，卷起了裤脚，赤着双脚涉足到高高的堆土坡上，小心巽巽地从泥土里寻找着瓷片。
由于是刚刚挖上来的新泥，非常泥滥，两脚下去半天都挪不动一步，弄不好还会深深地陷在滥泥中不能自拔。另外，在滥泥中寻找瓷片，如同大海捞针，十分困难，若不下场大雨冲刷，泥土中的瓷片凭肉眼去找，一般是很难发现的，但老天不作美，头上偏偏烈日高照。
尽管这样，作者在工地上一个上午的时间，都完全凭借着自已的手感，辛苦地从泥土中捡到了20多包蛇皮袋瓷片，约有半吨多重。虽然在此次捡瓷过程中，作者手脚多处被瓷片划伤流血，浑身被污泥弄得很脏，但这次巨大的收获，使作者忘记了疲劳和伤痛，因为，十多年来，象这样一次能采集到这么巨多的瓷片，这还是首次，创下了作者捡瓷活动以来的最高纪录。城西瓷片的罕见出土，它不仅在庐江很少出现，在我们安徽也是不鮮见的。
中午，乘着工地上人员休息的机会，我带来一把小铁锹，叫来工地上一位打桩队的小陈师傅，帮忙弄来了几块木板，偷偷地跑到挖掘坑下，选择了一处瓷片集中，又比较安全的地方，搭好了木板蹲在上面，两人轻松地又挖了3蛇皮袋瓷片，直到上班时，被工地安监人员发现后才离开了现场。
作者在瓷片采集的过程中，本着先易后难的顺序步骤，对瓷器的烧造年代、埋藏性质、时间，以及发生沉瓷的历史原因等，进行了一糸列的考察、分析与研究。并初步得出了以下的结论。
（一）．确定为北宋瓷片堆积层。作者把采集来的瓷片，部分取样作了清洗处理后发现，这些瓷片均为北宋时期，来自我国各地窑场烧造的器物。其主要生产窑场有：江西景德镇窑、吉州窑，安徽繁昌窑、浙江龙泉窑、河北磁州窑、福建的建窑等等，其中，景德镇窑和繁昌窑青白瓷出土比例占大多数，约为90%以上。器物在造型和品种上，基本上都是碗、盘、壶等类的生活器皿（具体细节祥见前篇文章），另外，在工地施工挖掘中，有一位本地姓姚的挖掘机师傅，在我们中午挖掘的地方，挖到了一件器型硕大，口沿略有残缺的湖田窑影青瓷执壶（该壶现由本人收藏），壶身修长，胎体薄透照光见影，釉水清澈淡雅，十分莹润，壶的腹部，刻有一周非常精美的盘龙纹图案，特别悠美精致。因此，作者根据这些瓷片和完整器物的出土，从造型和时代特征上，初步断定为北宋时期的产品。
（二）．排除了窖藏性质的可能。当我们确定了这些瓷片为北宋遗物之后，接下来我们需要弄清的是，这些瓷器在宋时究竟是什人？何种原因？为什么要在这里埋藏着如此之多的瓷器？同时，引入我们深思的是，一千多年过去了，为什么始终没有人知道，在这块只有20多平方米范围内的地下，曾经发生过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呢？相对也为我们的研究工作产生诸多的疑问。
为了彻底解开这桩乞今发现的千古之迷，作者曾多次利用中午工地休息的机会，冒着堆土随时塌坊的危险，赤着双脚下到膝盖深的积水里，来回仔细地搜寻着现场每一个细小环节，期盼能从中找到一些重要的历史线索，以便确定这些瓷器的埋藏性质和具体年代。
为了解开这个迷团，找到有力证据，一天中午，我和收藏家金昌仓先生带着工具，冒着酷热的高温，又悄悄地来到挖掘坑下，我们俩各自选准一个目标，耐心清理着瓷片周围的泥土。当我们把瓷片周围的泥土清理干净后发现，成堆的瓷器大多都是器身破碎，而器足基本上完好。在我们选择的这块瓷片堆积层中，除了能见到大量的碗碟壶瓶之类器物之外，其它器物很少发现。在挖掘的过程中，发现釉色也显单调，只有白釉瓷与黑釉瓷两种，而其中黑釉瓷只占其中极少数。我们在现场发掘时又发现，每一堆瓷片的中心位置，基本上都还完整保留有器物的底足，这些底足虽然器身残缺，东倒西歪不成规矩，但仍然可以从中看出它们当初迭放的形态。作者在发掘中，对每一堆瓷片中的器足给数了一下，发现每堆碗类器物，由20只为一大件摆放，平底的小碟器物，为50只一大件摆放，壶瓶类为集中堆放。因此，我们通过器物摆放的形态、迹象，认为：1．在这里被发现的所有瓷器，在宋时一定是事先按件捆好屯放在这里的。2．根据瓷片出土的规模分析判断，只有从事经营瓷货的商人，才可能拥有这些瓷器。3．这里为城河沿岸，说明这些瓷器，是商人们通过水上运输渠道运抵庐城的。接下来，作者意外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，在一些大小碗的足底，还粘连着瓷器入窑烧制前放置的垫饼，作者从中选了八只大小垫饼作为标本收藏。仅这一条线索表明，这批瓷器，当年由商人们，从外地窑场直接购进或中转的大批瓷货，通过了漫长的水上交通运输，运抵庐城的商品，出土迹象表明，这些瓷器并非有过使用或作为窖埋的大宗藏品。
因此，作者分析后认为：在北宋时期，不会有人花巨资购买大批相同的普通瓷器，更不可能选择一个错误的地点，在城河的岸边进行深埋窖藏，这是不符合逻辑的，也是不切合实际的，只有一点最有说服力，那就是这些瓷器属于宋时的商贾们，从事着县域之间贸易活动的商品。
（三）．确定为洪水灾害袭击的结果。以上，我们通过对现场实际考察的分析与判断，作者对城西屯瓷之迷，已经初步作出了明确的定性，下一步我们需要弄清的问题是：当时屯放在这里的瓷器，究竟遭受到何种灾害的袭击，全部覆没于地下，从此再也没有被发现呢？
实际上，我们在探讨上述两个问题的时候，基本上对这个问题就掌握得比较清楚了。因为当天上午，挖掘机在这段区域挖掘过程中，作者观察到，随同瓷片一道出土的同时，还有许许多多木桩的出现，而木桩的出现，为我们解开这个迷底，起了致关重要的作用。为了使问题的结果得到更合理的解释，，我们又下坑进行了多次的实地考察。
首先，我们把木桩作为重点，来仔细搜寻着每一点线索。从现场杂乱的木桩可以看出，这些木桩由于在地下沉埋千年，出土时，木质的表皮已变得坳黑松软。再抽检每根木桩的长度，大约都在1米左右，选用的木料，基本上都是由盏口粗的杂料制成。再观察每根木桩的底端，都是用斧具一类的工具，劈成一种尖体棱状，以方便夯入深土之中。在观察木桩的同时，作者又发现，在少数木桩的上端位置上，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，上面杂乱地粘附有麻类绳索缠绕时留下的纤维痕迹。这一条发现尤为重要，因为它使问题更明朗化。
其次，我们再对挖掘坑两壁泥土中尚存的一些木桩，进行了距离上的大致测量，再结合现场挖掘过程中，木桩在地下分布所呈现出来的形态与范围。这样经过综合考证后，基本上弄清了这些木桩分布的区域范围，大致在15*10平方米左右。这些由人工夯入地下的木桩，每根之间的相互距离为1米左右，然后再用绳索相互连成一体，从整体上看，构成了一个长方形网格状的屏障，用来保护瓷器免遭灾害的侵袭。
通过取证分析，使作者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：在宋时的某一个年代，庐城曾经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灾害袭击。这场突如奇来的洪水，凶涌猛力，顷刻之间吞没了庐城，使大片的民宅被淹没倒塌，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。可以想象，地处庐城一带的居民，当时正处在一个悲痛交加的危难处境当中。而时逢城西桥头的宋代商人们，正当他们刚刚把运到庐城的瓷货卸到岸上以后，便遭到突发洪水灾害的袭击。为了保护这些瓷器免遭灾害带来的巨大损失，商人们对屯集在岸边的大量瓷货，在来不及转移的情况下，进行了一糸列紧急保护措施，尽管他们作了最大的努力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，但最终还是未能摆脱这汹涌洪水带来的惨痛厄运。从那刻起，大水推动着泥沙就这样把瓷器覆盖了，掩埋了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一千多年过去了，从来没有人知道，在庐城西部这片神奇的土地下面，深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历史秘密。
（四）．洪水发生在宋代元丰年间。一千多年前，洪水灾害所酿成的惨痛悲剧，今天终于得到了澄清，这是一件不可辩驳的史实。接下来，我们还要寻找这次洪水灾害的源头，以及产生水灾的具体年代。
1．记得04年7月的一天上午，我与原县文化局副局长刘荣生先生（我县收藏爱好者）一同来到工地上，在离出土地点大约30米远处的挖掘坑下，我们看到坑泥中断断续续暴露出一窝窝青白瓷的碎片，起初，我们还认为这可能为宋代的私人窖葳，但是后来离沉瓷地点逐渐接近时，这种现象就更加频繁了，见到此种情景，我们当时确实感到有些茫然。后来，当挖土机与桥头同向平行位置，25米至10米之间的地方挖掘过程中，作者根据现场暴露出来的大量瓷片、木桩，经过一番充分论证后，才真正弄清了，这些散落在上游附近形成窝状的瓷片，就是当年被洪水冲刷出来一部分被捆扎着的瓷器，埋没以后形成的结果。根据瓷片逆流而上这一现象，作者分析后认为：我县下游水域离长江很近，可能是当年长江流域春季雨水特大，遭成洪水泛滥成灾的主要原因，从而使江堤决口，产生了江水倒灌的历史现象，使我县大片的农田、房屋被淹，人民生命财产受到致命的威胁，在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下，象庐城这样低落的城镇，任何办法也是敌挡不住洪水灾害的袭击。因此，江堤决口是造成北宋时期，庐城这次水患的主要根源之一。
2．当年3月中旬，在该处工地的东北角，民工们在挖土时，偶然发现了不在少数的铜钱，当时引起众人哄抢，其中有不少人把捡来的铜钱让我鉴定，作者当时对这些铜钱的年代作了认真地辩认，结果发现这些铜钱，都是元丰以前的北宋铜钱，元丰以后就中断了。
3．04年6月的一天，一位合肥来的挖土机小刘师傅，在离桥头沉瓷地方北侧约20米远处挖土时，从地下意外翻出了20多斤重的铜钱，事后，不少人闻讯赶来在堆土上淘宝，作者当时也参与了这次的活动，并从堆土中捡到了27枚铜钱，其中一枚是“嘉祐元宝”流金钱，品相完好，较为少见。事后的第二天，我约了小刘师傅看了一下他的铜钱，发现这些铜钱与上次发现的铜钱基本相同，都是北宋钱。我把这些铜钱也给仔细地排了一下，其中有“开元通宝”（唐）、“宋元通宝”、“咸平元宝”、“景德元宝”、“嘉祐元宝”，一直到“元丰元宝”截止，就再也找不到以后其它时期的铜钱。另外这次出土的铜钱，“元丰元宝”铜钱出现较多些。
通过两次北宋铜钱出土的信息，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线索：第一，铜钱出土的位置恰与瓷片现场的距离很近，最远处只有35米左右。第二，铜钱的下限到“元丰”年代就中断了。对于这样的巧合，作者分析后认为，这些铜钱，与北宋时期发生的洪水灾有着密切地关联。否则，这些铜钱不可能正好在同一个时期埋藏在这里。因此通过这些线索，我们加以综合分析，最后断定：城西沉瓷之迷，产生于北宋，而洪水灾害发生的具体年代，是在“元丰”年间的春夏之际。至此，北宋时期发生的城西沉瓷之迷，终于尘埃落定真象大白。
二 唐瓷出土探秘
自城西发现沉瓷之后，挖掘机又经过了数日的紧张施工，终于完成了东西一条长达100米渠道的挖掘工程。2004年7月16日下午2点时分，挖掘机在东端工程的尽头，以90度转弯向河岸桥洞方向挖掘，既自北向南挖掘，其范围大约长20米左右，宽为10米（实际挖掘范围超过建筑范围）。
下午4点时光，挖掘机在1～2米深地层挖掘时，不时从地下还零星出土了一些宋元瓷片。当挖掘机再下挖到2.5米深的时候，一种奇妙的现象发生了。使很多在场人莫名奇妙地嚊觉到一种扑鼻的异香味。原来，在地下坳黑的泥层中，沉淀着大量腐朽变质的草本类植物，在夏日炽热的高温熏烤下，产生出一种迷人的唐风异味，仿佛走进糖坊里一般，气息芳香诱人，使作者也目瞪口呆。我用手在地下抓起了一把泥土，手感苏软，略带异香。这时，在工地上负责质检的小刘同志，从泥土中捡到一块呈淡蓝色的物体，走上前递给我，我接过手细看了一下，这块如手指般大小的块状物，是由一种很细腻的粉状物质受潮后形成的固体，轻轻一撵，很快成为粉状，用鼻子还能嚊觉到一种香味，由于色彩淡蓝，作者很难判别这种粉状物体，是否为唐代妇女使用的化装粉另类物品。
也就在这层草类植物的泥土中，挖掘机连续不断地从地下挖出许多唐代瓷片，而且形体普遍厚重体大，伴随着瓷片出土的同时，不时还见到一些完整器物出土。工地上两台挖掘机师傅，本来在驾驶室里都十分专致地操纵着挖掘机轮番传递掘土，见到此番情景，他们两人竟把掘土变为寻找瓷器的良机，经常出入操作室，在挖掘机的铲斗里捡到已被发现的完整瓷器。这时，在外围众多围观的群众，见到此情此景，更是按捺不住早已激动的心情，他们不顾工地开发商和安检人员的极力阻挠，纷纷跑到堆土上捡起了瓷片，刹时间，整个挖掘现场，叫喊声与欢笑声连成一片，人们来来回回，弯腰鞠背在挖掘机附近周旋，挖掘现场即刻变成了一道采集瓷片的靓丽场所，这种场面一直持续到天黑方才停止。
在这次挖掘过程中，作者从现场捡到了2袋多瓷片，但相比之下，多数瓷片都被众人分流，但总的来讲，这一次的收获还是很大的。回到家里，作者也顾不上疲劳，把这些瓷片作了清洗处理。清洗后发现，大多数瓷片的断面崭新如故，糸毫看不出它们，有被土壤长期腐蚀的自然痕迹，确实使人感到十分惊讶。这种出乎寻常的迹象，作者观察分析后认为：这些瓷片在出土之前，大部分都属完好器物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痛心的是，这些在地下沉睡了千年，方刚唤醒的瓷器，一面世便遭到了人为的劫难，瞬间化为碎片，成了一片片无法复原的残瓷。此时此刻，作者的心情是沉重的。借此机会，谨向社会各界人仕呼吁：保护历史文物，是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，希望大家行动起来，为庐江地上地下历史文物的保护，作出自已的贡献。
这次城西出土的瓷片，无论从形制和工艺上，都表现出强烈的中晚唐时代风格，由此是在碗类器物的底足上，时代特征更为明显。在这些瓷片中，反映出它们的窑口并不是很多，其中主要的窑口有：湖南长沙窑、江西洪州窑、安徽寿州窑、四川邛窑、河北形窑和浙江的越窑等。而这次出土，以湖南长沙窑瓷片居于首位，约占同期实际出土量的90 0/0左右。而从出土瓷片中，作者更多看好的是器物的造型、釉色和纹饰（具体描述，详见前篇《唐代瓷片赏析》文章），也是唐代庐城百姓喜闻乐见，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碗盘之类器物。
然而，在同一片区域出土的唐代瓷片，除了在现场发现了2枚“开元通宝”之外，却没有任何线索，能够佐证这些瓷器被埋藏的原因。因为这些瓷器在出土时，发现它埋藏的环境特殊，又是被草类植物覆盖掩埋，通过现场痕迹堪察与理论上的分析，都无法确定是由洪水灾害造成的结果。奇怪的是，唐代瓷器比宋代瓷器出土的位置，更接近于河床。似乎又增添了一个扑溯迷离的迷题。但是有一点线索可以证明，那就是器物底足上的壁形足特征，大致可以判断它为中晚唐时期的遗物。遗憾的是，出于作者非专业水平，唐代瓷器埋藏的原因，仍将成为千古之迷，一个暂时无法解释的历史秘密。作者期望在今后尚待开发的区域挖掘时，能够找到问题的答案。
第二天上午，挖掘机继续向南至桥头方向自上而下挖掘，当挖到被前期工程毁掉的桥头台阶约3米的位置，挖掘机在地下2～3米深处的地层中，起出了不少长方形的石条。起初，作者并不在意这些出土的石条，但随着后来的挖掘，看到被挖上来的石块，在地下铺设的结构呈现出一层层阶梯状台阶时，引起了作者的注意。并且发现，在每层台阶的下面，暴露出许许多多乌黑的木桩，从现场出土的痕迹上看，大约有7米长的范围，它紧靠河岸，与前不久被毁的城西桥台阶紧临不远，形成一个互为90º对应的相对位置。既城西桥台阶面向东，而出土的台阶面向南。同时在台阶的两端，不时也有少量木桩的出土，这一迹象表明，这座台阶原来建筑面积较大，可能在很早以前就被毁坏了。在这一次的挖掘过种中，两位挖掘机师傅似乎并不注意这些，而是专心致志地在很短的时间里，把地底下的石块全部起完，然而这次挖掘对于我来说，却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发现。
中午休息时间，我又偷偷地来到工地上，反复在坑上与坑下之间来回串动，希望能从现场出土的实物中，捕捉到一些更具体的历史信息。
首先，我们见到暴露在堆土上的石块，大多都为长方形的石板，在每块石板的背面，明显留有人工打凿的粗糙痕迹。虽然每块石板的长度各不相同，但其宽度与高度基本相同，既宽为35厘米，高为20厘米，十分规矩。每块石板的表面，特别是前上角人们经常踩踏的边缘，被磨坜得溜润光滑，呈现出千古沧桑的历史痕迹。
其次，作者对坑下残余的木桩也进行了仔细地观察。发现这些木桩，选用的都是10公分粗，1米长的硬圆木，在木桩的下端，都简单地劈成一个不完全的尖状体，然后经人工夯入地下后，再在它整齐的桩面上铺设石板，这种在古代桥梁建筑史上，常见的一种传统的施工方法，不仅能有效防范沿岸建筑物地基下沉，面且更能有效地避免，因地基长期遭受水流冲刷，导致建筑物垮塌的情况发生。我们回过头来，再仔细观察一下台阶下面的木桩，你就会发现，这些当年完好无损的木桩，由于在地下长期遭受水流的冲刷与剥蚀，出土时，木桩上端的机体就只有母指般大小的乌黑内骨了，从这一点，我们站在建筑学的角度，从学术研究的观点出发，就足以钦佩古代工匠们的聪明、智慧与高超的建筑本领。
城西台阶的发现，使作者对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化。我们知道，庐江地处大别山余脉，城西之水源于西乡山脉的细流，经过一道道沟壑小溪汇集于庐城河。由于这条河流长年涓水不断映日如绣，故名“绣溪河”。古往今来，很多文人墨客每逢春雨降临，绣水春涨时，必到此地游览观光，捕捉“绣溪河”水天一色，变化无穷的自然景观。不少诗人情景交融，诗兴大发，泼墨写下了传承千古的绝句佳作。宋代诗人王之道在《绣溪》一诗中这样写道：“画桥雕栏接招提，新有幽人傍绣溪。千顷净明天上下，两奁光映水东西。飞楼涌殿参差见，古木修篁咫尺迷。此景此时君信否？绿杨影里啭黄鹂。”把“绣溪春涨”比似为“海市蜃楼”的奇观异景，描写得蔚为壮观，栩栩如生。据传，历代文人墨客就是站在城西的城垣上，纵观“绣溪春涨”的奇异景观，留下了许多佳作名篇。然而在这里，就在城垣的下面，古人们走出城门，有两条道路可走，一条就是放下吊桥，迳直走向对岸的陆路，另一条就是踏向城河的台阶，座上水上交通工具游览全国各地。
另外，在“绣溪河”的下游，河水迳入县河，直入长江。早年，每逢农历五月初五“端午节”的这天，我县的民间组织都要在这条大河上下游，举行一次隆重的龙舟比赛，来纪念历史上著名的爱国诗人－－屈原。比赛的起点由下游大河口开始（既现在的南门船厂附近），至上游绣溪河“吊桥”为止（古称水西门“吊桥”，或小西门“吊桥”，该桥文革初重建，改名“文革桥”），全程约4华里。从这一天早上开始，城乡的百姓，既男女老幼，早早地就来到河流两岸等候，参加这每年一次的龙舟比赛活动。上午9时许，龙舟比赛准备工作就绪，随着组织者的一声枪响，比赛活动正式开始。这时，一条条契机待发的“巨龙”，向一张张恕发的弓箭，刹那间呼啸而去，他们斩风劈浪与雷鼓号呜同行，憾天动地，疾驰在大河的逆浪中。他们所到之处，岸上的鞭炮声，众人的呐喊声，大人和小孩们向河里投郑棕子祷告声，连成一片，使比赛进入高潮。比赛的结果，谁最先到达城西“吊桥”的终点，谁就获得这场龙舟比赛的冠军。最后由主办单位在桥上颁发奖品，并宣告龙舟祭祀比赛活动结束。这项传统的民间活动自古代开始，在我县年年不断，习俗相传，一直沿续到“文革”前，才最终停止了这项民间活动。
通过以上我们知到，城西之河，自古以来就是我县经济、文化活动，水上往来惟一的交通枢纽干线，也是庐江早期文化的发源地之一。而城西河岸的台阶，正是古代人们从事文化贸易交流的捷径之路。因此，根据城西河床的地理位置以及它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，作者认为：城西河台阶以上这一部分沉瓷的区域范围，至迟在唐宋时期，是庐城进行文化商贸交流活动的重要码头，码头上建有各种设施，其中包括货栈。城西瓷片堆积层的罕见出土，为我们佐证了唐宋时期这一段历史的事实。否则，这两个时代的繁荣时期中，就不会发生，也不可能正好在城西桥头这个地方发生，此类千古离奇的沉瓷事件了。作者 陈上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