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代是由蒙古族建立起来的封建政权，在我国历史上仅存在90多年的时间，是一个国运较短的王朝。然而，元代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，却是一个辉煌的历史时期。首先，它奠定了景德镇作为全国制瓷中心的地位，在这个时期，创烧出青花、釉里红、卵白釉和蓝釉描金等名贵瓷器新品种。器物在造型上雄浑饱满，挺拔有气势，由此是在罐瓶类等大件器物上，这种特点表现得尤为突出。这时新出现的一些小件器皿，如高足杯、高足碗，制作别具独特精巧，表现出一种豪迈的北方民族风格，使蒙古游牧族文化，在陶瓷造型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。
在庐城出土的元代瓷片中，除了宋末元初一些质地粗劣的瓷片外，以后较多常见的瓷片有，浙江龙泉窑墩厚丰满的青瓷，江西景德镇窑“枢府釉”瓷，或称“卵白釉”瓷、黑釉瓷，也偶有极少的青花、釉里红和均窑瓷片。然而这些瓷片的发掘，莫过于两次重要的新发现。既：1．“釉上蓝彩”瓷。这是自“唐青花”、“宋青花”瓷发现之后，目前国内惟一在庐江首次发现的“元青花”，不过，它不是所谓真正意义上的“元青花”；2．“枢府釉”官窑瓷。这是元朝官俯“枢密院”，特意为皇室在景德镇订烧的专用瓷，在庐城有这种瓷片出土，故而非同寻常。这两种稀见瓷片的发现，为研究庐江元代社会的历史背景，探寻中国陶瓷发展的脉络，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依据。
2006年6月29日至2006年7月10日，作者就庐城的重要发现，撰文发表在“中华博物网”百家争鸣网站上，引起了国内不少专家学者的关注，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，其中有三篇文章先后被入选“中华博物网”文字档案库存档。另一篇文章被收录于“收藏故事”栏目。入选的文章是：1．《追寻元代景德镇窑“釉上蓝彩”瓷》；2．《也谈“枢府釉”瓷》；3.《瓷片收藏贵在研究》；4.《古城的碎瓷缘》等文章。其中在前两篇主要文章中,作者站在学术研究的角度，对稀见的两种元代瓷片，从出土到辩析，都作了具体的阐述,并提出个人的见解。当文章在网站上发表之后，通过与网友和专家们的互动交流，作者吸纳了一些具有指导帮助的意见，对两篇文章又作了一次修订。首先将第一篇文章的标题作了重新更名，更改后的标题是《“釉上蓝彩”瓷消失之迷》，第二篇文章，主要在内容上作了适当的修改与补充，力求更具体。这两篇文章修订后，作为挖掘和研究庐城元史文化，被纳入到本书编写大纲之中，期盼广大的读者阅览之后，给予提出更多的宝贵意见。
第一篇
《“釉上蓝彩”瓷消失之迷》
在我收藏的数万块瓷片里，有两块瓷片十分罕见而令人惊喜，它就是我国著名的江西景德镇窑，在元代烧造的“釉上蓝彩”瓷器物的残片。为此，作者查阅了国内不少的有关考古资料，均未见有江西景德镇窑，在元代烧造过“釉上蓝彩”瓷的有关记载与报导。显然，这是自元代以后，一个不为人知，早已消失的工艺，是继“唐青花”、“宋青花”（均为釉上蓝彩工艺）发现之后，在学术界引发的“青花起源”研讨中，又一次重要的发现，因此，这两块难得的瓷片，更显得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和考古价值。
两块瓷片从外观上看，和普通的青花瓷并无两样，若不借助放大镜作仔细地观察，谁也不会相信，这些色彩艳丽，婉如青花一样的瓷片，浑身却闪烁着盛唐“青花”的遗彩－－“釉上蓝彩”瓷工艺，同时，又焕发出元青花更具魅力的风彩。作者通过对这两块瓷片长时间的细心观察与研究，结合当年两次采集的其它瓷片进行甄别、比较、分析，结果发现一个重要的线索信息，两块瓷片同出于江西景德镇窑，而且是元代中期前后的产品。因此，作者作出了这样的一个推理：元代初期，我国的制瓷中心开始南移，江西景德镇因此闻名而成为全国的瓷都，这里汇聚着各地的能工巧匠，其中，不乏有来自河南巩县窑（“釉上蓝彩”瓷发源地）的匠师，他们把青花烧制技术带到这里，利用景德镇独有的制瓷源料，烧造出一种胎质洁白坚致，色彩浓艳青翠的高温“釉上蓝彩”瓷，从而使这一停滞不前的古老工艺，在景德镇得到了继承和发展。景德镇窑“釉上蓝彩”瓷的烧制成功，标致着唐宋以后，我国青花工艺的发展，达到了历史上一个新的水平。这个令今天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，在当时虽然名不见传，但它毕竟为元代中期以后釉下青花的产生，铺就了平坦的道路。如果这个推理能够成立，，它将为研究我国的青花起源、发展脉络以及复杂的演变过程，提供了殊为重要的实物依据。
下面，作者同大家一起，就两块瓷片的重要发现，作为本篇文章的讨论话题，来追溯青花瓷器发展的过程。
第一次偶然的发现
1990年9月，一块只有方寸大小的青花瓷片，随同数块元中期“卵白釉”大碗的残片，在我县原县政府大院，东北角一处建筑挖掘现场同时被发现。这一次偶然的发现，可能补写了我国文物考古部门，目前尚无元代“釉上蓝彩”瓷的专题报导，继而与“唐青花”、“宋青花”一对姐妹，结成了一条青花演变、发展，清晰可见和紧密相联的纽带。
这次出土的“青花”瓷片很小，长不过4.8厘米，宽仅3厘米，最厚处约0.42厘米。从瓷片的形状看，这是一件碗的口沿残片，其弧身，口沿稍外撇，胎体洁白坚致，断面细腻光润；瓷胎的表面施青白釉，由于年代久远，釉层遭受水土的侵蚀已经发生了质变，但胎釉之间仍结合牢固，没有剥釉现象；碗的内壁还残留一处青花梅枝纹图案，青花是用深蓝色的钴料在釉的表面绘画上去的，纹饰纤细娟绣，青花浓重处有青褐色的铁锈斑点，无需放大镜观察，就能从瓷片的断截面，清晰地看出，青花自釉面沉入釉下约1/3至1/2处之间的釉层中，特征十分明显。这种工艺同“唐青花”、“宋青花”一样，属于典型的“釉上蓝彩”瓷工艺，所不同的是，后者是在高温下一次烧成，唐宋时所使用的化妆土工艺痕迹，这时在瓷器上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从瓷片的作工来看，规整精细，工艺很高，如果完整器物，精品当之无愧。
又一次重要的发现
无独有偶，事隔14年后的2004年7月16日，作者利用中午休息时间，冒着夏日炽热的高温，在城西古城河北岸“吊桥”（西城门遗址，古称“水西门”或“小西门”）一处的建筑工地上，在地下1米多深的挖掘坑里，采集到一块元青花大罐的底部残片，清洗后经过仔细地观察发现，原来又是一块元代“釉上蓝彩”瓷的残片。这又一次重要的发现，无疑为探寻、研究我国青花瓷器的起源，又增添了一件难得的实物依据。
这次采集的青花瓷片较上次相比，尺寸较大些（见图3），长14厘米，宽8.5厘米，胎体同样细腻坚致，玻化程度很高，击之发出清脆的金属声。外腹壁施青白釉，釉内小气泡云集成雾状，釉面平滑光亮略有稀疏的棕眼，里壁无釉露出修胎时的竹丝刷痕，外壁的近底处，用钴料在釉面上绘画出两道疏朗的弦纹。弦纹靠上方的一角，还残留有一点类似龙纹的一个爪纹，青花娇艳青翠带有晕散，其蓝色的钴料，自釉面沉入釉下4/5甚至胎体的表面（见图4），若不借助放大镜对其釉层、釉面、胎釉之间进行仔细地观察，很难确定，它是“釉上蓝彩”还是“釉下青花”？足为饼形足，足底露胎微凹，露胎的砂底呈火石红状，并留下清晰的刮刀旋痕。最为突出的是，足墙的外角被整齐地旋削一刀，这是江西景德镇窑在元代最典型的修足特征。经过鉴别，这块青花大罐底足的残片，为景德镇窑在元代中期烧造的产品。
通过两块“釉上蓝彩”瓷片的观察与分析，使我们看到了这两块瓷片，都具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特征：1．采用“二元配方”作胎，然后在瓷胎的表面罩上一层透明釉；2．以氧化钴为绘画的蓝色彩料，直接绘于透明釉之上，既釉上绘彩；3．在1300ºＣ左右的高温还原焰气氛中一次烧成。这种元代的“釉上蓝彩”瓷工艺，同“唐青花”、“宋青花”烧造工艺相比，已经发生了质的跨越，但仍能看到清晰的延续和继承关系，而同元青花烧造工艺相比，表现出一种师承关系更为贴近。这种相互之间的连襟关系，正是青花起源纵向发展脉络中，一条呈上启下联系紧密的纽带。
今天，这两块罕见的元代“釉上蓝彩”瓷片，已被作者很好地珍藏在瓷片收藏馆里，或许有一天，它会告诉人们，这种工艺消失的最后秘密。但今天对我来说，还是产生了许多遐想。
作者认为（业余观点）：元代中期以前，江西景德镇窑烧造的“釉上蓝彩”瓷工艺，已经相当成熟，它完全具备有未来时期“釉下青花”瓷创烧的技术条件。那么，在这一时期是什么原因致使“釉上蓝彩”瓷工艺停滞不前，得不到进一步发展呢？作者觉得原因有很多，但主要原因有两点：1．青花原料严重溃泛，从而使生产制作成本过高，远远不能满足大量生产的需求；2．元代上层主流社会长期以来，一直以“青瓷为美、彩瓷为俗”的世俗观念，阻碍了市场发展的需求，使市场销路停顿，深深制约着“釉上蓝彩”瓷工艺的进一步发展。
到了元代中叶，我国打通了通往欧西亚丝绸之路，对外贸易成了蒙古贵族经济来源的重要支柱。这时，在中东一些盛产钴料产地的波斯贵族和商人们，十分看好中国景德镇精美的白瓷，他们纷纷通过海上丝绸之路，运来充足的青花钴料，按照他们本民族的传统习俗和喜好，订烧一种与“釉上蓝彩”瓷风格完全相同的青花瓷。对于这种成熟的传统工艺，“釉上蓝彩”瓷无需工艺上较大的调整既能转型，便可带来瓷业生产的巨大利润，极大剌激着景德镇制瓷产业的迅猛发展，最终打破了长期以来，一直以青瓷、青白瓷一统天下的格局，开始全面转型生产以青花瓷为主的大发展时期。
这种由海外贸易繁荣促成钴料资源的突然充裕，加速了青花瓷器快速发展的步伐，使唐宋以来一直停滞不前的“釉上蓝彩”瓷工艺，忽然间演变成“釉下青花”瓷新工艺的产生，既所谓真正意义上的“元青花”。并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般地在元代晚期迅速成熟，导致传统的“釉上蓝彩”瓷工艺，最终退出青花发展的历史舞台，而湮灭在茫茫的世界里，长达六百多年之久不为人知。
第二篇
《也谈“枢府釉”瓷》
“枢府釉”瓷是元代景德镇窑创烧的一个新的釉色品种，它介于影青瓷与白瓷之间，釉呈乳浊状，微显青灰色，由于同鹅蛋一样的色泽，故称“卵白釉”。这种温润典雅古朴端庄的名瓷，被元代上层社会看中，于是乎，景德镇窑“有命则陶”，为官府订烧专用的器物（注：在元代，官府瓷多在民窑搭烧，俗称“官搭民窑”）。因此，“枢府釉”瓷带有一定的官窑性质或官办瓷的意味。由于官府瓷“千中选十，百中选一”，实际上景德镇窑烧造的大部分“卵白釉”瓷，都属民用瓷。我们知道，“枢府釉”瓷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很短，又没有象“元青花”那样今天受到世人的百般宠爱，但是，它在元代历史上的特殊地位，必将在中国陶瓷发展史的史册中留下辉煌的一页。
今天，人们在谈及元代的瓷器收藏时，无不把景德镇窑的青花瓷说得飞飞扬扬，令人神往，而很少有人提起元代“枢府釉”瓷，甚至在一些专业的出版刊物上，也很少见到有此类文章的发表。可见，目前人们对“枢府釉”瓷的认同，还处于一种模糊的状态，这种异常现象，似乎与今日的时代发展背道而驰。为此，作者认为：应该重新审视和评价“枢府釉”瓷，让它还原其历史的本来面貌。
当然，这件事情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却很困难，原因是涉及的问题很多。由于“枢府釉”瓷在历史的文献中，没有给我们留下太多的文字记载，从而失去了一个最重要的历史信息。如果现在要想全面弄清楚“枢府釉”瓷的真实面貌，光靠我国的文物考古部门以及专家学者，恐怕要花很长的时间，甚至于几倍的努力才能实现。目前，我国的文物考古部门，除了继续对景德镇窑口的发掘调查外，更重要的是组织全国的瓷片收藏爱好者，共同来参与此事，搜集和整理国内出土的相关重要信息，并对其出土的地点及其相关的历史背景，应作真实祥细的追踪调查和研究，或许能通过他们，帮助我国的文物考古部门，从中找到解开“枢府釉”瓷之迷的一把钥匙。
我是一位古代陶瓷碎片收藏爱好者，据我所悉，目前国内“枢府釉”瓷的出土情况，从总体上看，多数分布在我国古城镇以上的历史文化名城（野外墓葬、窖藏的例外），广大农村尚未有发现真正的“枢府釉”瓷出土，当然，烧造粗糙的“卵白釉”民用瓷时有发现。
瓷片收藏爱好者不知道注意了没有，在城镇出土的“枢府釉”瓷片，大部分又是在历史建筑群遗址废虚的周围被发现，这恐怕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吧？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问题呢？作者分析后认为（业余讨论）：地方上出现的元代“枢府釉”瓷精品，绝非一般普通百姓所用之物。那它到底是什么阶层的人所能享用的呢？带着这个问题，我给读者介绍一下自已多年来采集瓷片标本的经过，或许能给读者有所启迪。
作者于1989年9月开始搞瓷片收藏，到2005年9月止，时逢16个年头。16年来，作者历经辛苦，在庐城共收集枢府釉瓷片标本达237件（见图1），其中有三次较集中的发现就占169件。这几次集中发现的地方，都是在我县旧城改造建设中，从古城楼遗址废虚的周围，采集到的“枢府釉”瓷片。下面作者以探讨的形式分别予以介绍。
1．1990年9月，在我县原县政府大院东北角的一个施工挖掘现场，首次发现了92块枢府瓷大碗和高足杯的瓷片标本，其中一件较大的瓷片格外令人触目。该瓷片长19.5厘米，宽10厘米，是一件约为半个碗身大碗的残片（见图2）。该瓷片胎体洁白细腻，釉质乳浊温润，呈卵白色泽，外壁用篦刀刻划出精细肥大的莲瓣纹等装饰，内壁模印出一只展翅飞翔的凤凰，碗的中部，还残留“枢”字一字，字体规整隐于釉中。此碗无论从胎釉特征，造型纹饰以及作工，都十分端庄规整，神圣而优雅，一看便知，这是一件元代官用瓷大碗的残片。
我们知道，龙凤纹为历代皇帝和皇后的象征，级别至高无尚，在封建等级制度最为严格的元朝，任何人都不得僭越，也不敢愈越，否则就会被砍头的。然而，在庐城出土的这件大碗残片上面，不仅模印有“枢”字款识，更有明显的飞凤纹饰，对于这样一件精美绝伧的标准器物，按理本属皇宫之物是毋庸置疑的。然而，这样贵重的皇家之物，当初是什么原因，出现在离京城千里之遥的庐城呢？为了弄清缘故，作者在“中华博物网”“鉴藏（70期）专题讲座”上，见有学者李知宴在《论枢府釉瓷器》一文中，提到了类似的问题，与作者的观点十分接近。因此，综合各方面的信息加以分析，认为有两种情况存在：1．可能为元朝官府“枢密院”（注：枢密院为元代中央机构），“在限制龙凤纹样使用法颁布以前”，专门为各地驻军头领订烧的器物。2．属于皇帝赏赐给各地驻军将领的御用之物，地方官员绝非拥有这种器物。因而，这件器物与当年驻扎在庐城的军队很有关联。
为了寻找出瓷器的真实来历,作者查阅了我县的地方志,期望从中能找到一些重要的线索。翻开《庐江县志》，我们从“庐江县城垣图•区划分布图”中，清晰地看到在地图上东北角的一处，一座类似古代城堡的建筑，上注“重关”地名，从图上标注的位置显示，恰好与枢府瓷出土的地理位置十分吻合，正在此堡范围之内。但是，接下来它又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疑问。
因为，我们从《庐江县志》史料记载里，所看到的这张“庐江县城垣图”，是一幅清代光绪年间绘制的县城“区划分布图”。而在相关“县城”的文字记载中，我们只能找到有这样的一些信息：元代至正年间，县人许荣筑起了土城墙，围长500丈，高1丈有余，之中并未有提到修筑“重关”城堡的记载。到了明代弘治十一年（1498年）又有胡旸重筑城墙，上覆以瓦。万历初年，改为砖体建筑，这时的城墙上宽6尺，下阔9尺，高1丈5尺，围长825丈，较元代城池增加了325丈的长度，范围有所扩大，但这时仍然没有“重关”城堡的记载。只有到了崇祯十二年（1639年，明朝最后的一个皇帝），才看到有“重关”城堡建造的史记。清顺治十二年（1655年），“重关”城堡可能在明未清初的战争中，遭受了破坏而进行了一次大修。
以上，我们通过《庐江县志》仅有的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出，元代前后，在枢府瓷出土的地方，并无“重关”城堡的存在。那么，这件元代皇宫大碗的残器，为什么伴随着同时期其它“枢府釉”瓷残片一起，出土在“重关”城堡的地方呢？
由于缺乏史料考证，作者就只能依靠实地考察来搜取相关的信息。我们利用当年该地开发建设与道路拓宽的施工机会，努力寻找着线索，经过较长时间的观察研究，作者发现，这段自东向西约100多米长的地貌特征，原来属于一段较高的丘岗地带，根据挖掘机在这一地段掘土的现场就可以看出，地层中显露出来的褐红色岗土，基本保持着原始的土质结构，见不到有任何拢动过的人为痕迹。这种迹象表明，地处庐城东北角这一段古代城池的外围，历代政府长期以来，始终未有修通城河的事实。
为了使这种信息得到充分的印证，作者存细查阅了《庐江县志》，结果发现，在清朝光绪年间绘制的“庐江县城垣图”上，清晰地注明了护城河只修到丘岗的两侧就中断了工程。成为庐城历史上，一段没有城河屏障径直通往城池的旷野。
我们知道，护城河在古代，是一项防御外患的城防工程。几年前，作者从岗上“刘家桥”遗址上，发现人类早在4000～5000多年以前，就意识到这种河流存在的重要性，尽管当时人们居住在河床沿岸，但他们仍在自已生活区的周围，开凿了一周较深的濠沟，以敌防猛兽和他人的侵袭。试想，在元代社会较为动荡的年代，地处庐城这一险段的重要地理位置上，当初如果没有护城河屏障的保护，其城内居民的安全是可想而知的。那么，当初究竟是什么原因，没有修通这一段护城河呢？
在实地考察中，作者走访了当时几位拆迁户老人，他们都异口同声道出：“它那个地势比我们住的房屋陡高数丈，要想修通是非常困难的”。作者在现场考察中也发现，在高坡脚下向西不远处的城河边上，座落着一家混凝土建筑的两层楼民宅，从民宅座落的地势与城内相比，倒也显得较高，但是，它与“重关”城堡的地势相比，却显得非常的低矮。年纪稍大的人可能还记得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前，在“重关”城堡遗址的东侧，当时还保留有一段古代城墙，尽管城垣残缺，显露出苍桑的历史痕迹，但倘如你站在这古老的城墙之上，你顿时就会感觉到，眼前的视野是多么的开阔，自已的胸怀是多么地远大，向城内外府看，一切景观尽收眼帘之下。作者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，有几篇优秀的作文就是在这里完成的。可见，这段建造在丘岗之上的城墙，给凿通护城河工程，确实带来了最大的障碍，可能就是这个缘故，导致了这段护城河无果告终，停止了兴修工程。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前，人们来到这里还能清晰地看到，庐城古时一次浩大的护城河工程，当兴修到“重关”城堡两端的脚下受阻时，留下了无奈停工的历史痕迹。
我们知道，元代蒙古人统治时期，由于粗暴禹昧，对汉人实施了一系列的野蛮政策，曾经受到汉人的强烈不满和反对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。蒙古贵族统治集团，为了自身的利益安全，抽派大批军队驻防各地辖区，以强化地方治安，来维持其政权的稳定。时值当时，对于庐城这一段既没有城河，又没有城墙，失去了任何屏障保护县城安全的一块重地，元朝政府很清楚，应该重点加强它的军事防御力量布绪，来确保县城的决对安全。
今天，“枢府釉”瓷片的出土，为我们重见了庐城元代这段社会的历史背景，同时它也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史实：至迟在元代中期以前，元军各路部将在京城受到皇帝赐封之后，纷纷帅部奔赴各地驻防。其中，有一支久经杀场强劲剽悍的蒙古军队，在部将的帅领下，日夜兼程来到庐江，他们选择在这段没有城河防御工事的险要位置上驻扎了下来，长期守护着城池。就这样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守军始终于一。既使到了元代晚期有了土城墙，明代晚期以砖易土建造了“重关”城堡为止，历经数百年，这里相继成为元、明、清历代政府，军事设防的重地，担负着守护庐城安全的历史重任。
通过以上种种迹象分析与研究，作者认为：这件于千里之外的皇家之物－－枢府瓷大碗，就是元代某一位皇帝赏赐给驻庐将领的御用之物，除此之外，没有任何途径，能使这件极其珍贵的皇家器物流落到庐城，而庐城的今天，侧更没有机会能见到它出土的踪影。
2．2003年4月，在庐城一所具有100年历史校龄的“庐江中学”校园里，学校为了彻底改变在校学生的住宿条件，再次投资新建两幢学生公寓。也就在当年施工的挖掘现场，作者在这里又采集到23块“枢府釉”瓷大碗和高足杯瓷片的标本。根据县志城垣区划图上显示，在古代，这里的位置，正是县城通往对岸河西走廊的“大西门”城楼关卡遗址，据传历代有士兵防守。
3．2004年7月，在城西桥头北岸的建筑施工现场，第三次采集到44块枢府釉瓷大碗和高足杯瓷片标本。县志记载表明，古时这里为县城“水西门”（又称“小西门”）城楼遗址，城楼下设有吊桥（该桥文革初重建，改名“文革桥”），据考证，历史上它是县城与外界往来，通商贸易最重要的水上交通关卡，历代设有重兵把守。
此外，自1990年至2005年这15年的时间里，作者在城内中部大面积的改造建设过程中，只能偶尔发现几片枢府瓷标本，集中采到的现象几乎没有。显而易见，枢府瓷出现最多最集中的地方，都出现在古代军队驻地和关卡附近。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假设：“枢府釉”瓷很可能是首批驻庐元军，从京城带过来使用的专用瓷。当然，这只是作者个人的业余推断，则没有更多的依据可以考证。
以上，作者对庐城出土的元代枢府瓷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研究，基本上弄清了有“枢府”款识的瓷器，为元代官府的专用器物，这是确信无疑的。但是，仍有几个难以解开的谜题，例如：在庐城出土一些没有款识的“卵白釉”素瓷，其质量稍逊色于枢府瓷，那它到底是“官”还是“民”呢？为什么这类瓷器出土时，总会较多地出现在古代遗址的附近，而其它地方很少见到呢？这些迷题目前很难澄清。但不管怎么说，有两点作者可以确信：1．“枢府釉”瓷是元代官府在景德镇订烧的专用瓷。2．景德镇窑烧造的大部分“卵白釉”瓷均为民用瓷。两者不可混同。但是,面对众多出土的瓷片,如何去区分“官”与“民”,一时半回还是难以分清的。为了彻底解开枢府瓷这个神秘的面纱,作者有必要静下心来,学习和掌握更多的专业知识,以提高自已的收藏水平和研究水平。我相信,随着时代的进步，人们对枢府瓷的认识程度会再度提高，收藏界也会有更多的学者参与此项研究工作。作者期望，在不久的将来,“枢府釉”瓷这一国之瑰宝会象元青花一样,受到世人的真正宠爱。
博源阁古代陶瓷碎片收藏馆 馆主 陈上海